屬靈塑造課程簡介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加拉太書3:3)
牧養關顧課程簡介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 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聽你的人。提摩太前書(4:16)
災難中的關鍵少數：以巴衝突下的基督徒信仰實踐
對答環節 (左) 周啟楊博士 (中) Dr. Jack Sara (右) 呂慶雄博士
災難中的關鍵少數：以巴衝突下的基督徒信仰實踐
主題：撒頌基牧師博士探討以巴衝突下的基督徒信仰實踐
伯特利神學院，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伯特利神學院（伯特利柏祺城市轉化中心）與福音證主協會合辦了一場題為「災難中的關鍵少數 –以巴衝突下的基督徒信仰實踐」的講座。講員是伯利恆聖經學院院長撒頌基牧師博士（Rev Dr Jack Sara）。講座由周啟楊博士主持，並邀請了呂慶雄博士作為回應嘉賓。 講座探討了在以巴衝突背景下，巴勒斯坦基督徒在災難中的角色和信仰實踐。撒頌基牧師博士首先介紹了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身份和背景，他們是聖地上的阿拉伯語社群之一，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撒頌基牧師博士指出，巴勒斯坦基督徒與這片土地上的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並承擔著守護信仰和文化的重要責任。儘管面臨著歧視、限制和暴力等困境，許多巴勒斯坦基督徒仍然堅守信仰，並在教會事工、社區服務和教育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撒頌基牧師博士進一步探討了以色列國內阿拉伯福音派基督徒（少數中的少數）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他提到，阿拉伯福音派基督徒需要在以色列這個以猶太人為主體的社會中保持自己的宗教身份，並與其他社群建立聯繫和互動。他們也需要維護自己的宗教權益，爭取平等對待和尊重。此外，撒頌基牧師博士強調了基督徒在促進和平對話和互動方面的重要性，以建立和諧共處的環境。他還提到，阿拉伯福音派基督徒在以色列國扮演著宣教的角色，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和人道援助工作。最後，撒頌基牧師博士向參與者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包括祈禱、領受與施予、親身前往參與協助、培訓和指導、營商宣教等。 呂慶雄博士作為回應嘉賓，鼓勵教會應具備雙重身份，既是蒙召出來，也是被差遺出去。他強調基督徒應該有雙重聆聽的操練，代表我們既要聆聽上帝話語，也要聆聽當下世界，並將兩者聯繫起來，並以保羅教導我們禱告的以弗所書六章18-20節勉勵參與者。到了講座的尾聲，周啟楊博士主持了答問環節，問題涵蓋時事、神學等議題，撒頌基牧師博士和呂慶雄博士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和討論，並提供了實際的建議和指導。 此次講座吸引了近半百人的參與，包括教牧人員和教會領袖。參與者對撒頌基牧師博士的分享表示讚賞，並對巴勒斯坦基督徒和以色列國內阿拉伯福音派基督徒所面臨的挑戰表達了關切。同時，講座亦得到基督教媒體的報導，盼藉此引起更多信徒對講座議題的關注。 相關報導 | 國度復興報: https://pse.is/5ujdly 對答環節 Dr. Jack Sara解說「誰是巴勒斯坦基督徒?」參加者回應 - 讓我受用的地方
「拓寬我在有關方面的視野。」「要向巴勒斯坦教會學習，成為在壓力中見證和平，宣教，深耕細作的教會。」「對巴勒斯坦地及當地基督徒面對挑戰有更深入認識。」
2024年第八屆全港教牧領導力發展日 -「重連使命 Reconnect」
本院教務長梁展鵬教授擔任主題講員 主辦單位負責人及眾講員合照
2024年第八屆全港教牧領導力發展日 -「重連使命 Reconnect」
2024年10月 與福音證主協會合辦，講員包括本院教務長梁展鵬教授、呂慶雄博士以及多位本院博士課程的畢業生及學生，透過主題講座和一系列工作坊，讓教牧領袖能夠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以回應時代的需要，一起將榮耀歸於上帝。
Oneness Conference 2.0
本中心攤位，設置遊戲，與來賓交流 本中心總監周啟楊博士接受主辦單位訪問
Oneness Conference 2.0
2024年10月 透過與天父的緊密連結，我們得以與各教會及機構手牽手，心連心，共同守望同行。在大會期間，我們不僅於舉辦場地馬鞍峰教會設置攤位，與信徒見面交流，更成為大會的協作夥伴支持他們的活動。當中重遇本院畢業生，彼此問候，見證多年來主的帶領。願上帝繼續興起教會的事工，點燃對本地福音事工的盼望。期待明年再次參與。願上帝祝福並與我們同在。城市實驗室：在貧困中尋找「使命空間」
Ben Wong 王緯彬博士 《教會。空間。轉型》作者 2023.05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 1:14 2022年我在伯特利神學院轉化型領導學博士(DTL) 畢業。由於疫情關係，課程期間只去過中東一個「城市實驗室」的課程 (Lab 2) 。得知學院今年復辦「城市實驗室」，四月去馬尼拉 (Lab 1) 。因為想到自己去年九月用畢業論文出書以後，都在馬不停蹄地推動「使命空間」的理念，也需要時間退修一下，所以就決定報名參加這個 Lab 1 的旅程。 我在畢業論文建構的理論為「使命空間」，所以這次來到馬尼拉，都希望能在另一個場境，擴闊我對「使命空間」的視野和想像。在香港我們一般理解的「使命空間」，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堂會發生的，如開放教會、共享空間、使命營商、網絡群體等。但在菲律賓，「使命空間」的想像就遠遠超越堂會有限的空間，而是更大更廣，可説是到處都是。 這裏社會的大環境與香港非常不同，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1]，在馬尼拉市就有 586 個貧民窟[2]。我們九天的行程中，差不多每天都會探訪當地不同的基督教機構，與他們的領袖對話，了解他們的工作。大部分機構推動的都是整全福音，除了提供服務之餘，最重要的是要轉化生命。事工包括扶貧、教育、建造社會房屋、職業培訓、重建生命、貸款等。每一個機構都是將神賦予他們的使命，在社會不同層面的空間演繹出來，包括公共空間如垃圾山、貧民窟、堆填區、街道上等；商業空間如社企、小店、市場、農田等；私人空間如木屋、鐵皮屋、臨時房屋等。服侍的都是聖經所説的邊緣人士，如貧乏的、無家的、拾荒的、無助的、殘障的、老弱的、吸毒的、孤兒、寡婦、妓女等等，他們都無處不在。 行程中，令我印像最深刻的，就是跟一個關顧無家者的機構 (Center for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到街上派飯，接觸露宿者。聽完他們介紹機構的異象，和怎樣幫助無家者脫貧及重建生命的路線圖，我們就乘車前往無家者聚集的地點。到達的時候已經有幾十人聚集，有老有少，眼睛裏都充滿著期待，小朋友更為友善，第一時間前來歡迎我們。這個事工的名稱叫 Kaibigan Ministries，可以翻譯為「老友記」的意思，有部分的同工是過來人，因生命得到轉化，而由受眾變成了機構的同工。下車以後，他們首先帶領這群無家者一同敬拜，一同感恩，才讓我們派發帶來的食物。我們在這短短的半小時有機會與無家者互動，拍照時有一個小孩子熱情地抱著我，令我感受到主耶穌怎樣在公共空間，展示祂的慈愛，深入人群當中，與他們近距離接觸。 另外，我們跟隨了三個不同的機構，包括 Puso Ng Ama、Gawad Kalinga 和 Companion with the Poor，到訪了三個不同的村落，三個不同的家庭，進入他們的私人空間，有的是簡陋搭建的臨時房屋，也有的是已安置好的住所單位。其中一個機構 Companion with the Poor 的異像是在每一個貧民窟內開辦教會，協助居民脫貧和自力更新，轉化生命。機構安排我們到一個新開發的貧民窟，在村口的教會集合，再帶我們跨過一些臨時搭建的獨木橋入村，橋下全是沼澤，大雨或颱風的時候就會全面水浸，過程都有點危險。所有的住屋都非常簡陋，全是用木板或鐵板臨時搭建的。我們分開兩個人一組，原本的計畫是在他們的家過夜，但後來因為環境太惡劣，屋內空間又不太足夠，最後安排我們在他們家裏吃晚飯。我們探訪的家庭一家五口，都是教會的會友，屋主是地盤工人，是負責倒石屎的，有三個男孩子，分別是十歲、六歲和一歲，兩個大的都要在村外讀書。太太就在家照顧小寶，又煮飯給我們吃，由於家裏沒有枱和足夠椅子，我們都是坐在地板上（又是他們的床）吃飯。單位約二百平方尺，有小量電力供應，給兩三個燈具和小電器，有供水但沒有廁所，洗澡都要人手淋浴。雖然生活困難，但他們有顆款待的心，和一種特別的平安和喜樂。這幾個家庭探訪，令我體驗到主耶穌如何進入私人的空間，與他們傾談、進餐、分享，將神的愛和恩典，帶進款待祂的家裏！ 這個旅程令我深深體驗到何謂道成肉身，如主耶穌和門徒在不同層面的空間不斷地流動，滲入人群，將神的愛和福音散發出去，這令我反思到香港教會怎樣更有效地進入城市的空間，如何創造「使命空間」呢？又如柏祺博士所説：「初期教會的信徒滲透了整個城市，不是要開辦自己的聚會處所或建立組織，反而是要進去別人的空間。」[3] [1] Poverty Profile of Metro Manila, accessed...
逆轉「壞領導」
呂慶雄博士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培訓) 伯特利神學院城巿事工講師 2023.01 坊間有大量暢銷的領導學著作，教人如何成為好領袖；而學術研究領域也不斷尋找成為好領袖的良方，只是好領袖仍不多見。人們眼見有不少壞領袖，不知是刻意忽略還是不敢提「壞領導」的研究。領導學者早已提出，若忽視壞領袖的形成，便好像訓練醫生忽視對病毒的了解那樣，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費時間與資源。[1] 本文嘗試抛磚引玉，引用過去二十年關於「壞領導」的研究，探討今日華人信徒群體應如何正視領導學的研究。 「壞領導」的研究重點，在於了解壞領袖的成因與特徵，他們在領導過程中何時及如何變壞等，目的是避免「製造」更多壞領袖。傳統領導學聚焦於如何成為一位好領袖，而「壞領導」的研究則更重視了解培養出壞領袖的土壤，從根源入手，防止更多壞領袖的出現。 討論壞領袖的前提 領導者的行為對組織、下屬及跟隨者的影響，決定了領袖的好壞。學術界對壞領袖的描述用詞廣泛，較多被採用的包括：破壞性領導（destructive leadership）、暴虐領導（tyrannical leadership）和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等。[2] 繼續討論壞領袖前，我們必須先注意四個前提： 一、壞領袖的定義。領導者未能帶領組織達成使命，如業績不達標，這明顯是壞領袖。而領袖不務正業，花大量資源在不屬本身使命的工作上，導致使命荒廢，例如社福機構只求保住盈利而不向服務對象提供所需幫助；又或教會只顧提供社會服務，而當中卻沒有福音內容，這同樣是壞領袖。至於領袖品格出了問題，為跟隨者帶來傷害，雖然業績達標，但也屬壞領袖。學者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就以失效（ineffective）及失德（unethical）來定義壞領袖。[3] 簡單來說，壞領袖就是無德無能。 二、壞領袖必須是擁有崗位的。筆者曾指出不論一個人是否佔有領導崗位，只要他/她擁有對別人產生正面影響力的動機與行為，便可被視為領袖。但壞領袖則不同，若他/她沒有崗位與權力，便不能導致組織失效，即使個人失德也不會對組織或跟隨者造成太負面的影響，因此，壞領袖必須是在組織內擔當領導角色，是擁有實權的人。 三、壞領導與組織文化。壞領導就是在領導過程中出現失效與失德的行為，而組織文化在其中佔有重要角色。很多時候，正是因為組織文化孕育、催生了壞領袖，讓他持續帶來破壞。 四、跟隨者的觀感。如果說以組織業績判斷領袖的好壞是客觀的話，那麼以跟隨者的觀感來判斷領袖是否失德就屬主觀了。西方早已有不少探討領袖行為如何影響跟隨者的研究，研究發現絕大部分稍具規模的組織，跟隨者會直接帶來業績或事工果效，研究跟隨者已是近年領導較熱門的課題，因為跟隨者如何理解領袖的言行影響他們對領袖的觀感（perception），[4]隨之影響他們對組織的投入度及生產力。 壞領袖的特徵和成因 在以上的前提下，壞領袖及其領導過程有以下的特徵及成因： 一. 領導與跟隨者的自我形象 領袖及跟隨者的自我形象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不少研究指出，魅力型領袖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戀傾向。自戀（narcissism）也許跟自信有關，而自信是站到台前作帶領的基本特質。有自信的領袖若能成功吸引跟隨者便算是有魅力，但過度自信就是自戀者。 研究發現，適應性自戀（adaptive narcissism）的領導特質大體上是正面的，在擁有異象與魅力之餘，同時也有操控傾向。而非適應性自戀（maladaptive narcissism）則是病態行為，他們傾向過度競爭，甚至成為壓迫者，不過對某些跟隨者來說，他們是魅力領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便屬這類。[5] 至於缺乏安全感與自信的領袖傾向過度依賴權力。從跟隨者角度看，他們濫權、過度操控、死板沒有彈性，甚至會因過度追求個人榮譽而失德。 為何壞領袖也有跟隨者？凱勒曼認為壞領袖也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跟隨者甚至因共同理念而獲得身份認同。[6] 一個善於操控下屬的領袖若能帶來穩定發展的環境，能提升了對未來的可預測知性，下屬雖然覺得壞領袖難相處，甚至因他而患上情緒病，但因為壞領袖有利經濟發展，是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故此在兩害取其輕的考量下，他們都會接受失德但高效的領袖，這情況在現實中並不罕見。 二. 功能與關係性失衡 領袖與跟隨者不協調也是另一個壞領導出現的成因。領導風格可簡單分為事務導向（task oriented）及關係導向（relationship oriented）。前者重視領導效能（leadership effectiveness），以領袖能否達成組織目標為主要衡量標準，後者則重視個人德行，以人際關係為主要考慮因素。好領袖不能高效但失德，但也不能只做好人而導致關門大吉。 事務導向與關係導向要取得平衡，不是說要各佔一半，而是要按身處的環境、目標性質及跟隨者的特質作出調整。前文提及領袖的好壞在乎跟隨者的觀感，這觀感或多或少也來自他們對領袖的期望。如跟隨者期望領袖能帶領組織有盈利、基層人士生活得改善或教會的福音事工果效顯著等，事務導向型領袖便能滿足他們。相反，跟隨者若輕看成效，而追求工作氣氛和諧、同事間相處融洽，關係導向型的領導就最得他們的心。 領袖與跟隨者之間很易失衡，因人的期望各有不同，也會隨時間改變，若領袖只看跟隨者的期望，最終會一事無成。領袖經常左右做人難，但更難的是組織的文化環境，讓逆轉壞領導近乎不可能。 三. 文化與造神傾向 上述的情況不僅在西方社會出現，在華人教會也很常見。領袖的好壞不獨在於他/她個人，還關乎孕育領袖成長的土壤及跟隨者的期望，這構成了組織文化。 猶太裔學者珍．李普曼．布魯門（Jean Lipman-Blumen）提出了「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的說法，指出不同類型的跟隨者如何助長了毒性文化，從而「培育」了毒性領導。[7] 華人文化傾向隱惡揚善，對壞領導的包容度也較高，導致積習難返，未能從失敗的例子汲取教訓。加上我們重視關係而忽略績效，成為現今教會及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問題。尤有甚者，過去教會對明星講員的迷思，令他們把講員「神化」，近年這情況雖略有改善，但仍是華人的主流文化。 類似的文化在西方也屢見不鮮，就以美國柳溪教會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les）一事為例，看看教會文化的「毒性」。2018年之前，海波斯算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牧者之一，除了他親手創辦的超級教會持續多年增長外，每年主辦的「全球領袖高峰會」透過網絡平台在全球百多個國家進行。在2018年3月開始陸續出現對海波斯的指控，除了當事人一一否認外，教會的長執會表示調查後相信海波斯是清白的。長執會雖維護海波斯，但先後有兩位繼任人因對教會處理此事不當而辭職，及後整個長執會也解散了，然後在2019年重選。經過了六個月的獨立調查，柳溪教會在2019年3月指出對海波斯的指控屬實。[8] 在過程中，當事人沒有有力的證據釋去他人的疑慮，長執會雖欲維護當事人卻缺乏公信力。從另一則報導中看到，教會長期迷信明星級牧者為近乎完美的典範，不欲神話破滅而帶來更多的傷害。[9] 逆轉壞領導的可能 除了主耶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物。聖經中的壞領袖俯拾皆是，大希律以暴行震懾反對聲音，是暴虐領導的明顯例子；羅波安重視威權而忽視關係，是失衡的例子。至於大衛王擁有權力後為情慾所控，但他具備反思能力，深明上主不喜悅，願意聆聽先知拿單的警告，這是逆轉的關鍵。 提升領袖的反思能力。壞領袖的出現近乎無可避免，但盡早醒覺卻是最重要的一步，讓可能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同時在組織未達目標前盡早調整策略，應對危機。 培育跟隨者。跟隨者的期望是否合理？不管是教會或其他機構組織都有核心使命及相關的價值觀，不能假設成員都會自動明白及接受這些價值。使命宣言當然重要，但惟有足夠具體的教育，才能讓跟隨者擁抱，把對領袖及組織的期望調整至合理程度，繼而建立較為健康的組織文化。 更新對神對人的態度。基督徒領袖在教會圈子內外，均須做到愛神愛人。不同的學者均認同領袖個人召命直接影響他/她的個人品格，視別人為自己成功的踏腳石，還是尊重對方也是神所愛的人，會影響他/她對人對事的態度。學者也承認，只有透過宗教信仰，透過更高的監察者，領袖才會限制自己無限的野心及提升同理心。 建立真誠的團隊。領袖的自我形象是否健康，影響到他/她會否接受異議甚至批評。特別是魅力型領袖隨時會成為組織的偶像，犯錯也無人敢於指出。因此，每位領袖也需要一位諫友，像大衛身旁的先知拿單，真誠地提出異議。真誠的團隊可以是組織內部的主管、董事、顧問，甚至外部的義工，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及擁有不一樣的視野。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有著眼於具體上如何逆轉壞領導。由於每個組織的核心使命與價值各有不同，而不同年資的同工、持份者或其他跟隨者也會有不同期望，需要有較為針對性的深入了解與討論才能得出較具體方案。但是，若要由一個具體行動開始，便應先建立一個核心領導團隊，審視組織文化，從而定出具體調整方案。 [1] Barbara Kellerman, Bad Leadership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
探索信仰與工作整合的現象- 在香港銀行、金融服務和保險業的信徒處境實踐
馮廸恩博士 福音證主協會- 拓展總監 2022.05 筆者對這項研究的負擔，源於觀察到信徒聖俗二分的普遍性，信徒的身份、心態、行為與影響力，從週一至週五，在現實職場中，好像缺席了一樣。在全球競爭中，職場信徒領袖從有限的時間內，不得不減少宗教活動，擠出更長時間投放於工作和服務，因此，可能被教會領袖指為不屬靈或世俗。不少人只以宗教行為來解讀信徒的日常屬靈狀態，也忽略了將信仰與平日工作整合的重要性。 當我們問如何在職場中實踐專業與信仰之先，首先必須了解現況，因此，這研究的重點，就在探討職場中信仰展現的現象。有幸得到”God at Work “作者大衛米勒教授(David Miller)批准，使用有效性和可靠性兼備的測量工具 The Integrative Profile (TIP)[1]。 在香港和北亞太地區，這是開創性的研究：探索在香港背景下，銀行、金融服務、保險業界的信徒，於道德(Ethics)、表達(Expression)、經驗(Experience) 和關係提昇(Enrichment）等四個主要維度 ，展現信仰與工作整合的現況。 TIP 評估問卷的項目設計和研究方法的系統結果 網上問卷邀請了400人參與，完成收回266份，有效回應達217份。結果通過社會科學統計軟件SPSS 進行分析，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相關矩陣(Correlation Matrix)、統計比較的顯著方差(Significant Variances of Statistical Comparison)顯示一致的結果，分析可靠性指數（Cronbach's alpha）達0.77，滿足一致性的測量標準 。再通過多元統計工具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相互依賴關係，發現影響信仰與工作整合的主要變量。分析與文獻和神學討論的結果相符。 結果揭示了受訪者在日常工作中，缺乏個人靈性(Enrichment Individually)、與口頭/言語表達見證 (Expression Verbally)，其信仰與工作整合的分數最低。 個人與主關係 (Enrichment Individual) 通過工作中的祈禱，內化與上帝的獨處，是個人靈性經驗的昇華。事實上，個人與主的關係是全人的，包括工作中對主的信心與仰望。靈修是周一至周日、日常對主的渴慕。神看人的內心勝過行為表現，靈性不因宗教行為定位，不止於週末，個人渴慕與主關係昇華，超越宗教行為的指標。優先安排時間與天父建立重要關係，是明智的投資，會帶來永恆的回報。 言說表達 (Express Verbal) 信仰工作整合中第二位的弱表現。結果反映，出席教會團契會議與活動時間愈多，則較少在職場中分享信仰。筆者強調並非鼓吹信徒缺席教會聚會，而是提醒教牧與教會領袖，教會出席率與平日職場中信仰表達並非掛鉤。下圖表示參與教會活動時數越多的信徒，於言語表達、個人靈性、工作體驗的展現整合分數越低。 INTEGRATION GAP – RELIGIOUS ATTENDENCE 相反，在工作和信仰整合得分最高，是參與團契、以非言語表達信仰(行動奉獻勝於說教)的一群。 與人團契 (Enrichment Group) 信仰與工作整合分數最高的，包括有參與團契、非言語表達、和透過工作發現信仰真實的一群。或許和教會傳統注重團契與人相交關係的文化有關。而教會內團契，必須關注個人靈性與日常工作的見證分享；參加教會時數越多，也不代表真實靈性狀態。而非言說表達信仰，與工作中經驗信仰的，是在職場行動一致、持守信仰的實踐者。 非言說表達信仰(Express Non-Verbal) 日常工作中，非言語的行動也可表達信仰，如辦公室中的信仰擺設、衣服飾物、聖經經文掛畫等；或樂意捐獻、定期義工服務、不參予說是非、正視歪風等正直習慣，別人可從而看出你對信仰認真。非言說、卻是叫人看見的見證。更高的整合與增加對慈善事業的捐贈有關，這是香港基督徒的一個新發現。基督教實踐對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的意義：奉獻收入是信仰的見證，慈善活動也是信仰的功課。 教會的回應 職場是實踐神的話與見證神的訓練場。訓練場需要領袖，領袖製造環境、善用資源。教會領袖可減少教會活動、會議量，並致力提升信徒的素質，如創建空間讓個人與神獨處的靈修體驗，更新恆常聚會內容與退省。主日以外，牧者可擁抱信徒職場需要，也可送贈職場神學書目、主日學中一同反思。當牧養可延伸至日常工作處境的應用，信徒可更易理解，被明白、激勵對主信心與實踐信心，將信仰與工作的考驗連於主的生命。 結論 職場環境可接觸本地和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同民族，信與未信也連於工作和敬拜領域，一同工作、服侍、成長。深願藉分享研究所反映之真實現象，幫助教會與信徒領袖重點聚焦於工作與信仰整合的關鍵因素，為信徒量身定做培訓與靈命小組，並重申蒙神愛的兒女身份，深切反思信徒質素，更新禱告的影響力，在日常的工作中，活出神同在的活力。 [1] David Miller, and T. Ewest, “The Integration Box (TIB): An Individual...
結網關懷貧窮以致社區轉化
馬秀娟博士 香港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 2021.09 根據洛桑世界宣教大會臨時文件24號的倡議，我們應當推動教會與基督教機構的伙伴合作關係，互相尊重和信任，並按各人的恩賜做好管家，到天國降臨時，以此作為與神確認的印記。 在香港，有五分之一屬於貧窮人口。香港教會關懷貧窮網絡（HKCNP，以下簡稱教關）作為網絡平台，透過結連眾多伙伴，關懷貧窮群體及轉化社區，而主要伙伴是教會團體和福音組織，因此這次的研究，旨在探討福音機構在扶貧工作上結網合作的成功因素。 我的研究以教關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為個案，並以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進行研究。此研究訪問了44位計劃營辦單位、參與者和重要伙伴，進行深入訪談和網上調查，發現了多個關鍵成功因素，能够促成有成果的合作。「兒童發展基金計劃」至今服侍了超過21,000名青少年（其中超過8,000名參加教關伙伴的計劃）。 我採用以下三個變項，變更了我的研究問題： A. 網絡和協作的性質 B. 發展關懷貧窮項目之機遇 C. 基督教社區網絡組織並以地理案例為例子 完成訪問後，透過編碼(coding)找出共通主題和類別，再將資料仔細分析，從參與者的回應中，找出了以下四大類別逐一說明。
共同的異象
研究結果顯示，伙伴之間擁有共同異象或願景，以及使命和價值，是建立良好伙伴關係，最重要的因素。 結構靈活開放 合作伙伴之間，分工需要清楚，避免競爭和重複。角色靈活的結構，能够使伙伴追求共同利益和異象，進而促進協作。 相同合作目標 建立伙伴關係之前，良好的溝通，釐清異象，並確保彼此異象相同，是極為重要的。需要經常重新審視願景，令共同目標和方向清晰明確，有助提升伙伴們的歸屬感。 在社區實踐天國使命 伙伴追求合一，與教會本質互相呼應，大家就是一個共同體。惟有大家以基督為中心，讓聖靈充滿，地上的社區才能夠成為神的國。 以神國為本的社區發展 當我們在貧窮人中生活、明白及認同他們，把福音帶進他們的生命，就是把基督教的價值和信仰傳遞給他們，藉此轉化他們的生命。委身基督徒領導力
研究結果發現領袖需要有效地協調各方，整合資源、想法和促進溝通。而屬靈領袖需要具備以下特質： 良好個人素質和聲望 一個值得信賴、有聲望及公信力的人，會吸引更多人加入合作關係，並為網絡的推廣發展作出貢獻。 僕人式領袖 僕人式領袖散播基督的香氣，當屬靈領袖表現出僕人的謙卑態度時，人們就會更傾向跟隨他們，願意與他們建立長期的伙伴關係。 促進者 領袖需要為不同的伙伴提供平台，讓他們與其他教會連繫，並協調資源分配。 建立合作和信任 優秀的領袖能建立信任，也善於虛心聽取他人需求，促使合作伙伴通過聆聽他人的經驗，獲得知識。 先鋒 成功的領袖應該在建立及執行新項目、帶領合作伙伴申請資金、探索市場缺口，以及在宏觀上監督合作項目等方面，都能擔任先鋒角色。 為鄰里社區服務 優秀的屬靈領袖為了有效服務社區，需要確定社區的需求，感受窮人的遭遇，並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 2013年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十週年感恩慶祝異象分享會在愛中建立個人關係
此研究也發現，要伙伴關係有健康的發展，需要時間的投入和有效的溝通，並在愛中建立個人關係。以下是達致關係建立的重要因素： 充滿愛的團契關係 建立伙伴關係之前的基礎，是建立個人關係。像兄弟姊妹一樣互相關愛是最理想的，這種愛使我們擁抱多樣性和解決衝突，並建立信任。 友誼 即使因資源、知識、背景、競爭而產生衝突，或出現分歧，真實的友誼關係會促成彼此包容。 信任 信任和真誠對伙伴關係至關重要，因為在長期的伙伴關係中，可能會出現衝突或誤解。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克服這種困難。 有效溝通 不同的合作伙伴對貧窮有不同的概念和定義，甚至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良好的溝通，有助澄清誤解和錯誤的觀念，並達成共識。社會資本
「分享」是良好合作伙伴關係的核心，雙方應本著互相尊重的精神，學習施予和接受。人與人、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正不斷延伸發展，構成龐大網絡。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定義可以劃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指個人通過與群體網絡連繫；後者指透過不同階級群體的連繫。 發掘社區的需要 網絡機構應該透過聯絡不同成員，回應本地社區的需要；追求社會公義，改善社區，服事貧窮人的網絡，應在社區裡穩固扎根。 以網絡平台、服事社區 教會有責任服事社區裡的窮人，但單獨一間堂會無法成事，故此需要網絡。願意服事社區的基督徒，透過網絡將信仰與社會結合，提供交流平台，吸引更多伙伴加入合作，化感動為行動，來貢獻社會。 以網絡橋接、結合社會資本 有效率的教會伙伴關係，有助建立人際關係和交流平台。我的研究證實，網絡對橋接社會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研究中有一位受訪副校長說：「網絡扮演不同角色，首先是樞紐，在社會、企業、政府伙伴關係之間合作；其次是像磁石般吸引基督教團體合作；第三是槓桿，利用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和基督教資本結連，共同協作。」 我完成研究後，將所學習的應用於教關，發展教關伙伴指南，強化和建立教關的服侍。深願未來能有更多信徒擁抱天國觀，同心結網，關懷貧窮，達致社區轉化。盼望這研究能祝福香港和各地的教會領袖，以發揮網絡的力量及創造力。小教會的成長動力
呂慶雄博士 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培訓） 2021.09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1，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2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3。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4。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5，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6，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7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8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9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10！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